- ·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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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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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达福兴 达斡尔族俗称的“博依阔”运动即现在意义上的曲棍球运动,是达斡尔族人十分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流传千年、经久不衰,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仍有着深
作者达福兴
达斡尔族俗称的“博依阔”运动即现在意义上的曲棍球运动,是达斡尔族人十分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流传千年、经久不衰,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以其独特的民族性、鲜明的民间性和通俗的趣味性著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绚丽瑰宝。达斡尔族曲棍球在历史沉浮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民间娱乐活动到国家体育项目的骤变。这一骤变历程使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得到了国家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国际大赛中代表中国赢得了众多奖牌和荣誉,莫旗因此被誉为“中国曲棍球之乡”,由此拉开了达斡尔族曲棍球事业辉煌历程的帷幕。
研究达斡尔族曲棍球,不仅是因其具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等方面的深远意义,而且能通过明晰和确定它深层蕴涵的文化价值及功能,使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概括和总结出前人的观点和看法,最后针对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和文化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以期对曲棍球事业有所帮助。
一、关于达斡尔族曲棍球的历史源流及发展概况
(一)达斡尔族曲棍球的历史源流
民国时期阿勒坦噶塔(鄂序元)在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及其打球之方式,如西洋POLO球之类,惟不乘马,徒步击之。此球名曰扑烈(以木或毡制之)。打球之棒,名曰博依阔。球场两首,相距半里之遥。队分二组,各十数人,置镇营一人(即守大门),守门二人(即守二门),余者以人数之多寡,分为前锋及后援队。球由场中发,打进营门(即大门)为胜。营门名曰‘义日阿玛莎尔(即洞口之义)。惟球击时,飞鸣空中,时有碰头流血之虞。危险之激烈,较之它球,大有天壤之别”。〔1〕是较早关于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的文献记录。其后,安晓东在《浅谈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一文中认为达斡尔族的曲棍球运动与我国古代史籍中称为“击鞠”、“捶丸”和契丹人中流行的“马球”等运动有渊源关系。郭旭光《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也认为,此种球类竞技活动自达斡尔人的祖先——契丹人开始盛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二)达斡尔族曲棍球的发展概况
作为竞技项目的现代曲棍球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飞速的发展和提高。1976年,莫旗成立第一支男子曲棍球队至今,莫旗已源源不断向国家曲棍球队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缔造了“一个自治旗,半个国家队”的辉煌成绩。〔2〕
在中国曲棍球事业的大事记上,达斡尔族曲棍球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纪录。1989年,国体委为表彰莫旗在传承和发扬曲棍球运动和文化上的特殊贡献,将莫旗誉为“中国曲棍球之乡”。2006年,达斡尔族曲棍球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遺产名录”,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民族文化遗产而备受各界关注。2007年,国体总局按国际标准在莫旗建造了全国第一个奥林匹克曲棍球集训基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中国女曲发扬不畏强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以微小分差负于荷兰队,饮恨亚军。2010年,国体总局联合莫旗政府、中国曲协,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借以弘扬曲棍球运动和文化,向世界展示达斡尔族的民族魅力和文化精神。〔3〕自1980年至今,莫旗曲棍球训练基点校已从原来的七个上升为目前的三十余个,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社会及个人对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及文化的认同和支持。
二、关于达斡尔族曲棍球的国内研究现状
(一)文化视角
1.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层面解析
胡相文、刘博在《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透视》(2017年,武术研究 第2卷 第9期)一文中,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文化层面解读达斡尔族曲棍球。从物质文化详述了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中的波依阔、颇列及阿那格(耶热)的内在含义并叙述了球棍和球的主要制作过程。球棍是用树干笔直且底端弯曲的细柞木或柳木削扁而成,形似冰球球棍,长约1.5米;所击之球可分毛球、木球和火球,是用畜毛或桦树上的树瘤做成;〔4〕球门喻为狩猎营地(阿那格)和野兽洞穴(耶热),将曲棍球运动形象地喻为狩猎活动,对战双方分别扮演猎人和野兽,进行角逐对抗,以进球数多者获胜。从制度文化叙述了达斡尔族人在节庆期间(阿涅节、抹黑节等节日)举行盛大的曲棍球比赛,并详述了比赛规则,赛则要求球员不得从左侧抢球和击球,不得打高球;不得用手接球和用脚踩踢球;除守门员以外不得踢球;不得扔出球棍击球或用球棍打人、绊人等。〔5〕从精神文化认为达斡尔人巧用曲棍球暗喻事物,以表达内心的看法和期望。如“帽子怎么能像曲棍球一样到处乱扔”,“真是块歪木,只配作曲棍球球棍”等诙谐有趣的比喻。〔6〕曾建明、庞辉《达斡尔族民族体育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影响》(2011年,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第28卷 第2期)一文中,从制度文化对达斡尔族曲棍球展开论述,认为传统以哈拉、莫昆为中心的宗法血缘制度和朝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民族体育的发展。税役繁重的达斡尔族先民为筹集朝贡的物资,创造了打围的狩猎技巧,组成了以血缘为主的氏族组织进行围猎,传统曲棍球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狩猎方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关于阿那格和耶热的球门称谓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围猎技巧对曲棍球运动的深刻影响。刘建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曲棍球运动和曲棍球文化》(2011年,文化长廊 第10期)一文中认为深植于民族民间深厚沃土的达斡尔族曲棍球文化,不仅包含有球门、球棍等物品的物态文化,而且还包含曲棍球训练、表演及比赛等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行为文化。以莫旗乌兰牧骑为例,它以多种舞蹈形式表现曲棍球运动的艺术魅力,其中以群舞最具代表性,其阳强的舞蹈动作、优美灵活的造型,都充分展示了曲棍球的行为魅力。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zonghexinwen/2021/0217/8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