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利用探索

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出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淀厚重，影响深远。当前，中国正经历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产业升级、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已成为国家战略，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我国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下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选题之一。以内蒙古敖汉旗粟作（粟和黍）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是全球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结晶，在保护、利用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本研究基于文献和田野的综合调查，以敖汉旗粟作为案例，期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与保护利用之道，拟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振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新路径。

一、敖汉悠久的人类文明与粟作发展史

“敖汉”系蒙古语，汉语为“老大、大王”之意。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敖汉旗地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太阳辐射强烈，日照丰富，气温日差较大，雨热同季，积温有效性高，无霜期130～150天；年降水量在310～460毫米之间，是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1］，属于以农为主、农牧林结合的经济类型区。

（一）敖汉旗人类文明进化简史

敖汉地区史前文明兴盛，境内存在4000多处古文化遗址，发现有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七种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8500～2300年。其中，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和小河沿四种史前考古学文化均以敖汉地名命名，兴隆洼遗址还发现了中国最早龙的雏形，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有“龙祖玉源”之称，被考古界誉为“华夏第一村”。另外，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被誉为“中华祖神”。城子山遗址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中心。

敖汉地区文明在约四千年前出现转折，慢慢接受中原文明辐射，开启了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的过渡，三千年前纳入西周王朝燕国的版图，两千年前则成为秦王朝辽西郡的治辖范围［2］（版四、五），其间大部所在东胡、乌桓。此后历属匈奴左地、曹魏昌黎郡、鲜卑段部，东晋十六国后赵之营州、前燕之龙城、前秦之平州昌黎郡以及后燕、北燕之平州昌黎郡，隋辽西郡，唐松漠都督府徙河州、契丹地，辽中京、上京地，金属地，元代辽阳行省大宁路，明初大宁卫地，清昭乌达盟敖汉旗、八沟厅、建昌县、建平县。后几经变化，1949年复称敖汉旗，先后属热河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简而论之，敖汉地方历史上曾经历过古国文明的发祥、方国文明的发展以及帝国文明的发达，显现出一万年间这里所产生的新石器文化的灿烂、青铜文化的辉煌以及契丹帝国文化的绚丽［2］（版四、五），同时，还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共生的典范区域，代表了农耕与草原两大文明发展与交会的巨大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敖汉旗粟作发展历程概况

如上所述，敖汉新时器时代已出现各种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小河西文化属粟作农业孕育阶段；兴隆洼文化出土距今8000～7500年约1500粒黍和10余粒粟［3］（P84），则处于粟作农业的形成阶段［4］（版四）；到了赵宝沟文化，聚落规模继续增大，扁平体石耜作为主要掘土工具的出现标志粟作农业进入了发展阶段中的前期；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食物C4类植物百分比稳步提升，史前经济形态已从农业经济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占据较大比重的状态发展为自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5］（版四、五）。

资料统计［6］（《农业志·大事记》），敖汉至少在战国时农具已实现由石、铜器到铁器的变革；秦汉时铁木复合农具、铁犁牛耕法开始广泛应用；魏晋十六国时鲜卑族慕容在此收容中原遗民和推广农业，赐民耕牛，领种官田，北魏拓跋珪分徙吏民及鲜卑慕容民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后汉书·乌桓传》曰“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三国志·乌丸传》亦曰“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穄”就是糜子，正如东汉人赵岐注解《孟子》所说“塞外气寒，仅能艺黍稷”；宋辽金元时耶律阿保机大量迁徙关内移民至今赤峰及辽宁西部定居，并引入中原农业技术垦殖，锄、锹、镐、犁、铧等农具普遍应用且出现水浇地，金章宗还在其辖区推广区田法。又据《金史·食货志》载，奚族人（在今赤峰一带游牧与耕种）被女真征服后迁至新处，“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多安其居”，女真统治者曾问询“女真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答曰“闻皆自耕，岁用亦足”，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粟作发展较为稳定。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222/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