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世家、抗金名帅张浚的事功思想

事功学派是丰富多彩的“宋学”中的重要一派，与当时专谈性命、讳言功利的理学，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研究理学的论著颇多，研究事功学派的相对较少。而且，有关事功学派的论著，又多集中在浙东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身上。然而，这三个人又都生活在南宋中期，在他们之前难道就没有事功思想吗？为此，笔者从学派传承演变的脉络入手，写过几篇关于王十朋、郑伯熊、陈傅良的文章，发现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从而认为王、郑二人应该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后来，我又想到王十朋事功思想的来源究竟如何呢？他既然是张浚的“门人”，师承关系密切，或许是张浚言传身教的结果吧！

张浚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抗金名帅，敢于担当，事业心极强，颇有战功，是有实际行动的事功派。其思想如何，确实应该深入探讨。检索他的著作，在其《紫岩易传》中，果然发现了大量有关“事功”的词语。由于学术界尚未注意及此，笔者不敢自私，特先作此短文介绍，其详当另文考论，希望得到高明指正。

张浚为何能比浙东学派更早地提出“事功”思想呢？主要是因为：事功思想在两宋之际已经成为时代思潮。

两宋之际，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宋徽宗时，蔡京长期窃居相位，排除异己，大造“丰亨豫大”的舆论，胡夸已经到了“太平”盛世，可以安然享乐，腐朽至极。此时，不仅阶级矛盾严重，出现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且民族矛盾激化，在金兵压境之下，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稳定局势，恢复旧业，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显然，空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恢复之志，要有担当和事业心，因此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是最急需的。“事功”思想便应运而生。

据《宋史》记载，徽宗就曾诏：“绍复先烈，当在今日，……事功显著，优与推恩。”（卷九十五）康王给李纲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卷三五八）高宗时，大臣廖刚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卷三七四）孝宗即位时，辛次膺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卷三八三）事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是衡量人才的标准，是考核绩效的标尺。那时，只说大话空谈的人，是不顶用的。时势使然，谁说不应该呢！于是，张浚追求事功的事业和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张浚的事功思想

张浚（1097—1164），《宋史》卷三六一有传。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其祖父张纮，曾举“茂才异等”，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是一个既懂兵事，又懂城防建设、农田水利，更重视教育的实用型学者官员。其父张咸（1048—1099），元丰年间进士，官至成都节度判官，其学更是“六艺百家，历代文史，无不该贯”，知识面很广。张浚四岁而孤，母计氏含辛茹苦，抚养张浚兄弟成人。张浚从小立志向学，报效国家。他于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第。南宋绍兴初，任枢密使，迁右丞相。因不主和议，被排挤出朝。孝宗即位，再任枢密使、右丞相，主持北伐，收复宿州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兵败符离。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张浚感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的途中，因病死于江西余干。张浚毕生志在恢复宋朝失地，不主和议，功虽不就，其志可嘉。

张浚是学者型的大臣，著作颇多，据《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记载，“所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张魏公集》（不分卷），民国刻本，仅十三葉。其《紫岩易传》（十卷），则有“四库全书”本，为其曾孙张献之抄录保存下来的。有《跋》云：“忠献公潜心于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1158）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流传至今，堪称幸运。

笔者查阅《紫岩易传》，发现“事功”一词达11次之多。现抄录如下，略加疏解。

首先，张公问道：“方天下屯，孰无趋赴事功之志？”（卷一）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谁没有趋赴事功、救亡图存的志气呢？是的，当然是有的。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需要组织动员，便会人所共趋的潮流。他说“君子居屯（时运艰难），生养天下心，未尝一日忘之”，君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拯救天下啊！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012/6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