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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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主教方济会在鄂西的发展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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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以来,在宗教学界相关学者的建言荐策下,宗教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它的建设带有复兴意味和区域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以来,在宗教学界相关学者的建言荐策下,宗教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它的建设带有复兴意味和区域性。笔者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整理和还原的方法进行研究,梳理天主教方济会在鄂西地区的传播过程和具体情况,挖掘他们在此留下的文化遗产,以鉴往知来,有资于治道。
方济会的宗旨是传布福音,会士要遵守福音教训,他们提倡兄弟般友爱的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其总人数达到人,也是当时最强大的修会。
方济会虽然很早进入中国。但十九世纪中才传入鄂西地区,鄂西南代牧区成立于1871年9月2日。1891年时,代牧区交由方济会比利时圣若瑟会省主管。一直以来,这传教区饱受当地一种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作祟,在1898至1904年间,常有传教士和教友被杀害和骚扰。1923年12月,代牧区名为宜昌牧区。1929至1930年间,却要选出一位宗座代牧来。自1930年起,宜昌传教区便有详尽的历史记录。1930年3月27日,他被任命为宜昌宗座代牧,并于1930年5月11日,由传信部主管汪劳松枢机手中被祝圣为主教。他先到美国,后于1930年12月20日抵达宜昌。
1933年情况逐步改善。顾学得主教能在代牧区大部分地方进行牧民视察。代牧区内有40位方济会传教士在外围传教站工作,另有10位则负责修院和代牧区的行政工作。13位国籍司铎活跃于使徒工作。牧灵事业的进展一直继续至1938年。
1938年6月14日,传教区西南部变成了施南(恩施)代牧区,交由国籍教区司铎主管。宜昌代牧区变得大小适中,人口5,500,000,教友人。
1949年7月15日至11月底之间,传教区会长童神父获中国区总会长代表舒哂伯神父授权,准许个别传教士离去,但顾主教即向舒神父说“我们是传教士而非佣工”。许多传教士都要集中在主要的传教站内,顾主教变得异常和蔼可亲,勉励各传教士。他成了一个祈祷的人,为受托于他者的幸福,把自己的生死献给天主。1950年11月18日,他突然逝世。他被葬于主教座堂内。随后盖神父被任命为教区署理。
早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和童达德神父,计划把宜昌和恩施两个教区划成三个区,他们预算把较大的一区,即宜昌的六个县区,交给国籍司铎主管。恩施地区要扩张一点,交由比利时方济会士负责。一个以荆州为总部的新辖区将要成立。
传教人员
1930年时,宜昌是个广阔的地区,来往交通极之不便,而且十分危险。即使如此,1930年时,仍有48位比利籍方济会士在这代牧区工作;翌年,还有另外30位会士加入。中国传教区很少有这么多传教人员。除此之外,在1938年至1953年间,还有31位国籍司铎,其中一位是方济会士,在宜昌和恩施代牧区内服务。
1935年时,共有42位外籍修女,和15位国籍修女,她们都属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另有39位国籍修女,属同一的国籍女修会。传教区内有12位大修生,95位小修生,另有38位青年人参加了进修课程。同年有27位传道员,204位教师和220位施洗员,一起在代牧区内服务。
1950年时,宜昌教区有41位比利时籍方济会士(其中九位正休假或在别处服务),16位国籍司铎(包括一位方济会士),16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61位国籍修女,另有6位大修生和20位小修生。虽然如此,教区和修会教长仍不断抱怨人手不足,需要更多传教士到来,因为这地区过于辽阔,多处无法到达。在沙市监牧区(1936)和恩施代牧区(1938)成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恩施地区约有15位国籍司铎,他们有4至5位比利时籍方济会士协助,这些会士都很慷慨地推行修会在中国的整体事业。1940年,5位比利时会士在其他方济会代牧区内服务。1941年,当沙市的美籍会士预见他们与日军的关系将会恶化时,3位比利时会士那里协助他们。直到1952年,32位比利时籍会士都继续留下来,直至被逐出境为止。
地方团体
1930年,当顾学德主教升任宜昌宗座代牧时,当地约有人口7,150,000,教友共人。1936年时,教友共人,而望教者有5048人。1935年的成人领洗入教数字,亦增至1563人。当沙市和恩施脱离宜昌后,1939年的教友人数下降至人。但那年仍有望教者2032人,以及775个成为洗礼。1950年时,共有教友人,望教486人,以及207个成人洗礼。
使徒工作
首批由欧洲而来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Franciscan Missionariesof Mary),于1889年抵达宜昌代牧区。1952年,最后两位修女被逐离中国。修女们负责医院,孤儿院和女传道员学校,这学校是顾学德主教于1937年创办的。这些修女在中国这里,受尽了各种艰难和考验。外籍修女的数目与年递减,由1938年的51人,降至1950年的16人。1947年时,国籍修女数目达至最高峰的75人。不过,我们很难分辨清楚,究竟这些修女是属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还是杨陆多主教于1906年引入荆州的国籍方济第三会的耶稣圣婴修女会(Sisters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这些修女在医院、诊所、孤儿院、安老院和女传道学校服务。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012/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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