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建水团山民居建筑中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半由墓葬带入地下，一半残留在地上的“居所”之内。从原始社会的石窟洞穴，到奴隶社会中的茅茨土阶、干阑木架和砖墙瓦檐，封建社会中的战国台榭、秦城汉阙和木构殿堂，乃至于近现代由钢筋水泥构建的摩天大楼、玻璃栈道，被称为“高级动物”的这一群体的原始动物性中的“领地意识”，在中国人对“居所”的选择、构筑以及表现形式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人类来说，一旦确认个体或者群体在某地留居的必然性，在“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寻找或建筑“居所”就成为了必须，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标记领地、彰显存在，为整个族群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奠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作为“居所”存在的建筑物，能够被称作“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品……是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1]49。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之地域辽阔，其建筑样式不仅会展现出受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后的时代特征和个体特点，而且会在不同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沁润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建立在汉民族地主经济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在国家的发展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1]3，而维系这一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方式，就是文化渗透，即通过思想同化，实现民族“大一统”，为巩固汉民族的正统地位服务。这既是孔子开创的儒学能够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与肯定、并自先秦之后始终保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对19和20世纪的大多数外界观察者来说，中国人的房屋看起来首先是一个家庙”[2]的主要原因。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了汉民族进行族群识别、塑造民族意识的思想基础，并以其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的审美标准、价值追求和伦理观念，而建筑物这一作为物质实在的文化载体，则担当起了记录和展现各民族文化心理转变、文化融合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的重任。

一、云南建水团山民居总体概况

汉代，汉武帝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说》的支持下，决心在云南设立郡县，并为实现“遐迩一体，中外提福”[3]的“大一统”理想，“一方面用武力镇压云南各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文化战略。”[4]借由朝贡、和亲、入觐、纳质、战争援助等方式，汉朝统治者不断扩大儒学传播的途径，促进中央与地方的文化交流，效果显著。如云南昭通市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孟孝琚碑》中提到，当地僰人孟孝琚“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5]96，可见此时儒学经典已经在云南各地传播开来。还有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掌权大姓爨氏的《爨龙颜碑》，在提及爨氏先祖时，言其“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5]232，即称其先祖用儒学中的“五伦”来辅佐夏朝统治者，而爨氏之后，云南也确实出现了“白蛮文化，渐摩中州，同化华族”[5]346风潮。由此可见，由云南本地大姓无意间发起的学儒、用儒风潮，在中央统治者的刻意推动之下，成功实现普遍化、日常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云南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

（一）云南建水传统文化氛围

建水，古称临安，元和年间南诏国筑城时曾称为慧历城。慧历是古彝语，从意义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建在水边的城市”。直到大理国设立建水郡，并将其划为爨氏封邑，才定汉语名“建水”。元代沿用该名，定建水州，明代则为军务之需，“于此设临安府和军事指挥机关临安卫（下辖8个千户所近9 000人的军队），拓地改建砖城，故有‘临安’之称”①，至今已有约1 200年的历史。位于云南边陲的建水是汉代“马援古道”，唐代“安南通天竺道”“步头路”和“通海城路”，乃至于宋元沿用至明清时期“官马大道”等重要通路的必经之地。其上接滇西南丝绸之路，下连滇东南交趾郡（今越南）、宁远州（今越南莱州）、老挝路，不仅是云南与各界交流的交通要地，还承担着中国西南地区的边境冲衢这一重责大任。

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不仅是繁荣的经济，还有多彩的文化。建水城敞开城门的开放态度在迎来送往的过程中，无意间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于国家的文化在建水城中汇聚、杂糅，再以此为源流至四面八方，中央统治者也因此将建水作为向云南推行儒家思想、实现“用夏变夷”文化战略的主要切入点。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1012/6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