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之间 ——关

“保护”和“利用”是文化遗产得以继承或传承的两个基本方面，只强调“保护”会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化”，这比较有利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却不太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若只注重开发“利用”，则可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造成巨大冲击。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平衡二者的关系，不仅考验着立法者的立法技术，也将直接影响到文化遗产能否传承至未来的问题。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内容来看，我国普遍存在“重保护、轻利用”的问题。相比之下，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法》(1)《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日文原文为“《文化財保護法》”，其一般会被直译为《文化财保护法》，但考虑到国内对日语“文化財”汉译的主流观点以及日本“文化財”种类已超出我国现行《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所覆盖的内容等，作者倾向于将其翻译为《文化遗产保护法》。(1950年法律第240号)在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比较均衡地处理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

2018年6月8日，日本国会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法〉修改法》(平成30年法律第40号)对《文化遗产保护法》再次做出重大修订，对原本已臻于成熟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制度进行了极不寻常的调整，特别是新增了(包含未被“指定”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计划“认定”、保护利用支援团体“指定”以及都道府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大纲”、市町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区域规划”等制度，从而使日本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制度更加趋于合理，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行政重心从中央倾斜至地方的构想，强化了实现其“文化立国”战略及“历史文化基本构想”的基础性措施。此次修订共计新增一节、一款、条文59条，修订36条。修订后的新法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本文将详细介绍此次修法的背景、新增法律的基本内容，并对其新增制度加以评析，进而探讨面向未来的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制度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利用制度的完善所具有的参考性价值。

一、2018年日本修订《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背景与基本思路

自经济高速增长期开始，日本的城镇化、工业化就进入快车道，农村地区出现了“过疏化”“少子老龄化”以及因出生率递减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等现象。(2)内藤正中：《过疎问题与地方自治体》，东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第3页。随后，伴随泡沫经济的崩溃，经济持续低迷，这一状况严重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及社会基础，使部分地区村民的正常生活难以维系。作为民俗文化传承母体的乡村地域社会逐渐趋于解体，导致传统的民俗艺能活动出现了后继乏人、难以为继的危机。(3)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刘文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8页。不仅如此，受世纪之交“平成大合并”的影响，该现象进一步蔓延至中小城镇，甚至连大阪、神户等大城市的传统民俗艺能活动也日渐衰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传承人不足而失传、甚至湮灭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文化遗产行政领域，如何在原有的制度下，更均衡地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使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自然成为日本政府需要紧急应对的课题。(4)第196回国会众议院文部科学委员会议录(第10号)，2018年5月11日，第21页；第196回国会参议院文教科学委会会议录(第13号)，2018年5月31日，第1页。同时，如何能让更多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活动，这不仅是地域振兴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也是繁荣地方文化、丰富在地居民文化生活的关键。为此，就有必要对现行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制度加以改进。(5)文化审议会：《面向未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略(第一次报告)》,2017年12月8日,第1页，日本政府文化厅网，

2017年5月19日，文部科学大臣就日本“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应有形态”，以书面形式咨询文化审议会(平成29年咨问第33号)；当日，文化审议会成立“企划调查会”(6)“企划调查会”是个临时性组织，此名称用的是日文原文。开始着手，就“今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应有方法与政策”“通过构建新制度，进一步发掘文化遗产所拥有的潜能”以及“促使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项调研。后经征求多方意见和多次研究讨论，于11月4日完成了《面向未来、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略(第一次咨询报告草案)》，12月8日将正式报告提交给了文部科学大臣。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网址: http://www.zrywhycyj.cn/qikandaodu/2020/0813/493.html